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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评/以香港揽炒不归路为鉴 - 焦点新闻 - 旺报

今年大陆两会报告涉台部分照本宣科,并无新意,真正的震撼弹是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大幅变更,立法会直选议席压缩至不到3成,增设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。无论北京如何重申“一国”底线多么重要、如何强调对香港反中势力忍无可忍,香港政治制度离《基本法》所设定的民主化远景目标渐行渐远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威权政体民主转型两要素

美国政治学大师达尔曾对威权政体能否民主转型,提出“容忍成本”和“镇压成本”两大决定要素。威权统治者的容忍成本愈低(愈能容忍)、镇压成本愈高(愈难镇压),民主转型机会愈大。港英时期香港有自由无民主,97后反对派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,北京对泛民“反共爱国”主张曾有所包容,同时香港国际化程度高、金融地位对大陆经济相当重要,故在回归后15年内,北京很少正面或高调介入香港政治,对碰触香港政治制度更是慎之又慎。

依照世人普遍认知的情境,《香港基本法》为一个更加开放、民主的香港政治制度擘画了路线图,也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民主转型方案:97后的香港被允许保留部分民选议席,再循序渐进地扩大民选议席规模,同时逐步探索特首直选的制度,最终令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制。这本是“一国两制”的应有之义,也是当初中英谈判时北京说服英方和港人的重要理由之一,更具有向台湾示范的意义。

当然,包括港府、北京在内,也曾认真考虑过逐步放开普选,但在“特首不能和中央作对”的考量下,北京在2014年授权港府制定的普选方案中设置了严格的提名条件,即保证了北京对候选人具有决定权。这个方案充分印证了达尔“两个成本”理论,即北京的容忍成本是有限度的,但在较高的镇压成本面前,当时中共无意彻底否决香港普选之路,而是以小心翼翼方式推进,尽量顺应港人和国际社会的期待。

不过,官方普选方案被香港反对派视为所谓“假普选”,一面发起占领中环,另一面强力杯葛,最终港人不仅什么也没得到,反而打开了通向“揽炒(玉石俱焚)”的不归路。历史不能假设,但如果当初“鸟笼普选”通过并实现了呢?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不是至少向前走了很小却关键的一步呢?如果港人在北京预期下普选出特首,会不会令北京对民主化更加包容呢?可惜现实却通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。

逢中必反 摧毁信任基础

过去5年,香港反对派“逢中必反”的激进言行彻底摧毁与北京创建信任和沟通的基础,“反送中”运动标志著北京对香港政坛的容忍成本骤升。与此同时,陆资愈加控制香港金融命脉,欧美近1年的涉港制裁几乎无效,亦展现出北京对香港经济的掌控力。故北京去年订立《香港国安法》后,镇压成本大幅降低,反对派政治人物被一网打尽。这完全走向了民主转型理论的相反,果然此次人大决定令香港民主化路径彻底逆转。

虽然香港和台湾的历史背景、社会现况完全不同,但不可否认,北京决策者对港、台的政治思考与行事逻辑具有一定的共通性,“两个成本”的理论仍然可以借用来判断北京接下来的对台思维。台湾若认同九二共识,不搞台独,北京自然对“一中各表”、“中华民国”有所包容,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就有更多弹性空间。同时,台湾愈是加强与大陆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纽带,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的格局,大陆武统的成本也就愈高,两岸和平就愈有保障。

但正如当年香港反对派毫不妥协,决定与北京“揽炒”到底,民进党很不智、不幸地选择了否认九二共识、去中国化的最坏剧本。当两岸失去政治链接,大陆对中华民国的容忍成本必定增加;当两岸依存关系被削弱,大陆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台武备、军事施压,包括武统在内“硬的一手”的成本大幅降低。今天北京可以毫不回应台湾农民的诉求和各界异议而维持菠萝禁令,也可以毫不理会陆委会主委邱太三“春暖花开”的善意发言而继续军事施压,已证明了上述推断。

台湾、香港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。很遗憾,港人终究无法以稳定、平顺的方式应对,引导北京,让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华民族生根开花。作为唯一民主化成功的华人社会,台湾当引以为鉴。